贵的CD机、全英文杂志和破旧的《自学丛书》共处一桌，形成一幅奇异而温暖的画面。胡南星第一次在这个“格格不入”的空间里，感受到一丝微妙的联结和安心。煤油灯的火苗跳跃着，映亮了三双同样专注的眼睛。
然而，现实的冰冷总会猝不及防地袭来。深秋时节，学校组织秋游，去邻县一个著名的溶洞。每人需交三十元费用。胡南星捏着哥哥寄来的生活费，反复计算。三十元，是她近半个月的伙食费。她鼓起勇气，生平第一次走进了班主任的办公室，小声询问是否有减免政策。班主任是个和蔼的中年女教师，她看着胡南星洗得发白、袖口磨出毛边的校服，眼中闪过一丝了然，温和地说：“学校对困难学生有补助名额，但需要村里开证明。”胡南星的心沉了下去。开证明意味着要回雨山村，意味着要惊动父亲和卧病的母亲，意味着要揭开那个她努力想在新环境里掩藏的、关于贫穷的标签。她最终摇了摇头，低声说：“谢谢老师，我…我再想想办法。”
秋游那天，全校欢声笑语，大巴车一辆辆驶出校门。胡南星独自留在空旷的校园里。她走到图书馆，却发现因秋游闭馆。无处可去的她，抱着书本，又回到了那个水房角落。初冬的寒风从破窗缝里钻进来，吹得煤油灯的火苗剧烈摇晃。她裹紧了身上那件枣红色的毛衣——那是母亲用眼药水和绣花针换来的温暖。寂静中，远处隐约传来同学们出发时的喧闹声，像针一样刺着她的耳膜。她用力翻开物理书，强迫自己沉浸在欧姆定律的世界里，但书页上的字迹却模糊了。她咬紧嘴唇，尝到了咸涩的味道。这不仅仅是错过一次游玩，更是被一种无形的壁垒拒之门外的屈辱感。
另一次挫折发生在食堂。她照例打了最便宜的青菜和米饭，小心翼翼地端着搪瓷缸找座位。一个冒失的男生端着满满的汤碗匆匆跑过，不小心撞到了她。滚烫的菜汤泼洒出来，不仅弄脏了她唯一一件还算体面的外套（胡母用父亲旧中山装改的），更溅到了旁边一个穿着崭新耐克运动服的男生裤腿上。
“喂！你长没长眼睛啊？！”耐克男生跳起来，看着裤腿上的油渍，满脸嫌恶和恼怒。周围的目光瞬间聚焦过来。
胡南星的脸“唰”地白了，手忙脚乱地想用袖子去擦，又意识到不妥，僵在原地，搪瓷缸里的饭菜也洒了一地。她张了张嘴，想道歉，喉咙却像被堵住。
“对不起，是我不小心撞到她的。”撞她的男生反应过来，连忙道歉。
“她走路不看路也有责任！”耐克男生不依不饶，指着胡南星，“你看这衣服，脏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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